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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绝对的自由必然会导致绝对的不自由，会出现强者对弱者的剥削，这种剥削不止体现在物质上，在精神世界里也森然存在着这种混乱的秩序，弱者悄然堕落，强者自然超脱。

    所以，规范报纸出版的自由权力，以及给出这个自由的范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

    第四点是民国“暂行报律”事件的影响！

    1912年3月2日，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针对《大清报律》废止后报刊出版无章可循的状况，由内务部参事草拟了一个简单的条例《中华民国暂行报律》。

    同新闻界约法三章：一是报刊出版须登记注册，否则不准发行；二是流言煽惑，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，停止其出版，发行人和编辑人并坐惩罚；三是调查失实，污毁个人名誉者，经被污毁人提出诉讼，应得处罚。

    该条例遭到了上海新闻界的一致反对。

    对此，孙先生接受了新闻界的反对意见，下令取消了该报律，此举加深了人们对言论出版自由的认同。

    第五点是国人与业界对报刊和报人的期待逐渐提高，大家对于新闻从业者的态度也越来越好，群众对他们的社会属性的认知也有所改变。

    在各方加持下，他们更多的成为了公众的代表，成为了人们了解时事的通道。

    在各种方法的加持下，新闻业出现了短暂的繁荣。

    据统计，武昌起义后的半年时间里，全国的报纸由十年前的100多种，猛增至近500种，总销售数量达4200万份，这两个数字都突破了历史的最高纪录。

    其中，仅1912年2月以后，到北京民政部门登记要求创办的报纸就达到90多种，被称为“报界黄金时代”。在这些报刊中，数量最多、发展最快的是政党报纸。

    他们的报道内容更多的是跟政党有关的内容，虽然秉持着一定的公正性，但是具体内容却更政党密不可分。

    但是这样的繁荣没有持续多久，袁上台后，对舆论和新闻界进行了控制，一是创办御用报纸；二是收买报纸或报人；三是迫害和摧残反对派的报纸；四是通过立法手段建立为其独裁统治服务的新闻法律人。

    到1913年底，全国继续出版的报纸只剩下139家，较之民国元年的500家锐减了300多家，报刊减少了三分之二，报人大批被捕被害。

    因1913年为农历癸丑年，所以中国新闻史上把“二次革命”失败后袁对新闻界的大扫荡称为“癸丑报灾”。

    后来随着袁的下台，新闻行业迎来了再一次的发展。

    其中新闻业务的进步和通讯社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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