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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唐代科举的考试科目分为常科和制科（特科）。常科包括秀才、明经、进士、明法、明字、明算等六科，其中明经和进士科最为常见。制科则是皇帝根据特殊需要下诏举行的考试，门槛也更低一些。

    通常是为了选拔某方面的专属人才，而不定期追加的简化流程举士。理论上只要是身家清白的白丁良家子，乃至在任的官员，都可以主动申请进行报考。但也不免造成良莠不齐，而地位低于科举。

    大多数授予的是杂流官职，乃至是低等选人身份；虽然也要参加吏部的释褐试，但在选官和外放的优先资序上；也要远低于正常科举的出身。尽管如此，这依旧成为广大寒庶之家竭力争夺的出路。

    要知道唐代的科举是有“门槛”的，必须具备“生徒”或“乡贡”的身份，世家贵族子弟大多可以就读中央或地方官学，官学毕业之后便可获得“生徒”认证，直接参与省试，无须经过重重选拔。

    倘若是寒门子弟，难以进入到各级官学就读，或是获得州府的保举；就必须参与由县、州地方组织的“乡试”，通过的考生就获得了“乡贡”的身份，也称举子，如若获得头名，则被称为“解元”。

    省试是在京城举行，各地的举子进京赶考的花销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，车马费、舟船费、住店费等等费用，一次赶考基本上都要靡费甚多，甚至有负担不起的农家学子“乞假（借）衣食于道路”。

    到达京城之后，还不能马上开始考试。省先要提交代表个人信息的“房状”，之后上交证明自己考试资格的“举荐之书”，为了防止舞弊现象，还需要几个人一起联合“保结”，才可以正式开始考试。

    科举中第时自然满心欢喜，但这不代表着就有官可做，进士们还必须通过吏部的考核才可以派遣做官，这被称为“关试”。大名鼎鼎的韩愈，连考了三次都不成功，靠给人当幕僚才得以维持生计。

    因为，成为朝廷的选人之后，就初步具备仕官的资格，却没有任何的俸禄和补贴；在等待吏部的放官和选任期间，也不能从事其他绝大多数营生；只能靠家门的支持和亲族扶助，期待着出缺补位。

    因此，在唐代科举考试是一件极为繁琐的事情，并非寻常人家可以承担得起；基本上能够参与其中的，往往都是中小地主出身的寒门庶族，有余力供养好几代人脱产读书、游学的殷实、小富之家。

    唐代进士录取人数相对稀少，每次在全国数以万计的考生当中，大约录取十几人到二三十人，比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还要艰难”。像一代诗圣杜甫，连续考了三次，花了十年的时间，仍没有中举。

    要知道，杜甫出身的襄城杜氏，是宰相世系城南韦杜的分支，在襄阳一度号称“半城杜”的家门；所以，在那场权奸李林甫操持的“野无遗贤”闹剧后，还给这些门第出生的考生一点象征性补偿。

    杜甫就被授予了右卫率府参军事；只是他耻于授任而没有前往而已。而李白就更惨了，唐朝规定：“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”，名满天下的李白终生难以参加科举，最后只能走裙带关系的幸臣路线。

    反而是同时代屡试不第的高适，在刚爆发的安史之乱中，依靠一身才学和武艺从军入幕，又平定了东南永王之乱；这才获得紫衣鱼符的高位。正应了“功名只向马上取，真是英雄一丈夫。”。

    而刚刚因为参合了永王之乱，而被流放夜郎又半路赦免的李白，也终于大彻大悟的以62岁高龄，决心去投奔河北平叛的名将李光弼麾下；结果却病死在半路上。不可谓是一个时代的小小可笑回响。

    而现在还是初唐，各项制度尚且还未经过，开元、天宝年间的进一步完善，其中的潜在猫腻和潜在操作的空间、漏洞，就不要说有多少了。再加上高宗的专权求稳、刚愎拒谏，令朝堂的格局固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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